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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9日，國道收費員在選前進行最新一波的抗爭，瞄準的對象是目前執政者的蔡英文競選總部，此次國道收費員衝入競選總部，過程中造成推擠以及和志工發生衝突，亦被志工指控破壞財物，更導致後續網路上雙方支持者的言論交鋒。這次抗議起因，是當日早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出爐，宣判自救會敗訴，自救會成員不滿之下，決定轉往蔡英文競總抗議。事實上，判決敗訴的是行政法院，而不是蔡英文競總，若自救會在法律上站得住腳也不致判決敗訴，自救會甚至把法院判決敗訴歸咎於蔡政府執政，暗示他們有能力操控司法，這除非是基本公民常識都沒有，否則就是極度惡意的指涉。國道收費員要的到底是什麼時間拉回2016年1月4日，當時蔡英文身為總統候選人承諾專案處理自救會一案，並於同年8月16日在時任政務委員林萬億與勞動部長郭芳煜的處理下，與收費員達成協議，爭議可望落幕。當時有輿論認為蔡英文在此事上「處理過頭」了，原因是賠償費用裡面居然包含抗議的便當費、交通費等合計600萬元，令人匪夷所思。而這600萬元最後去了哪裡？是否確實平分給自救會成員？還是落入背後工會的口袋？因法律並無明文規定工會經費要透明化，這筆錢的流向不得而知。不談政府額外給付的600萬元，國道收費員為政府約聘僱人員，遭到資遣在法律上並無資遣費，國民黨執政時期拒絕國道收費員的訴求，也是因擔憂其他政府機關約聘僱及臨時人員將要求比照辦理。故蔡政府「專案補償」的形式，實際上是給予收費員額外待遇，讓這群國道收費員可以拿到一筆賠償金。儘管政府已優先安排各縣市政府內有的聘僱人員職缺給國道收費員，且有部分收費員接受現實安置了，但由於這些職缺薪水常不達三萬，對許多人來說不具吸引力。在動員勞工抗爭的現實層面上，提出能要到一筆賠償金、比起幫他們轉置來得更具吸引力。不負責任的運動策略導致結束不了的抗爭所以是誰選擇了這樣的運動策略？法律明文不會有賠償金、但可以幫忙轉置薪水較低於收費員待遇的工作，而介入國道收費員爭議的「桃產總工會」選擇給國道收費員不實的希望，說要幫他們要到一筆賠償金。賠償金在蔡政府時期要到了，那麼又為何最後告上法院？自救會的說法是「政府不履行協議」，問題是即使敗訴，勞動部依然會撥付補貼款，所以問題不是政府不給錢，而是「給多少錢」、「給誰錢」。自救會要求協議應禁搭便車（即僅抗爭到最後之自救會成員可得到賠償）和用人頭作帳，要求政府補償那些根本不是國道收費員的人。事實上，禁搭便車條款只有工會和資方團體簽訂的時候適用，政府的補償根本不適用「禁搭便車條款」這個非常特殊的條款，只有法律明訂時才可以使用，否則有違公平原則。當時有些收費員，為了家庭生活開支因素，早早就離開抗爭選擇下一份工作，結果自救會居然以他們沒有全程參加抗爭為由，拒絕讓他們領補償金，這根本是不公平抗爭利益，也讓政府陷入差別待遇的批判，而真正的弱勢者權益就這樣在自救會的逼迫中差點被犧牲了。同為受到資遣的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成員，要求因生計被迫離開抗爭之成員不得領取補償金，如此「弱弱相殘」的局面著實令人感到震驚。要求禁搭便車和用人頭作帳的，不會是那些在國道上六步一跪的基層自救會成員籌謀的，而是基層會員深信會「協助」他們的桃產總工會。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自救會成員所接收到的都是經由桃產總幹部轉譯的資訊，他們只要把政府方妖魔化、說政府「不履行協議」、說要「爭一口氣」，就可以帶著收費員們繼續上街抗議，製造鎂光燈。桃產總在工運圈惡名昭彰不是一兩天的事，在運動策略上選擇發動抗爭以壯大工會自身，而非看重勞工的權益。今年六月，桃產總才發動長榮空服員罷工，罷工成果比資方在罷工前願意給的還差，然而桃產總的秘書們薪水不會因而少一毛錢，反而罷工後在國際上一舉成名，邀約分享長榮罷工經驗的團體絡繹不絕；又如桃產總過去煽動旗下工會成員為了抗爭訴求而違法集體休假，致使這些勞工最後被記過處分、嚴重者甚至被予以解僱，都在在凸顯該工會真正在意的不是勞權。即將邁入六年的國道收費員自救會抗爭恐怕還不會落幕，為了尋求桃產總工會幹部口中的公道正義，自救會成員們錯過一次次退場機會，抗爭被無限延長，如今盡頭在哪尚不知道，自救會成員的人生被拖垮了，倒是桃產總工會幹部們拿到抗爭經驗、曝光機會與金錢，甚至成為本次選舉的立委候選人。當這群收費員背後的主使者是為了選舉而進行動員，這件事就會因為牽扯到政治利益更難以圓滿解決。而挑起這場動員的桃產總，卻能從國道收費員的悲情中攫取政治資本與支持，作為劇中主角的收費員則淪為雙方支持者叫囂下的受害者，這又是眾人所樂見的嗎？※作者為私人機構研究員更多上報內容：【影片】專訪花敬群次長 居住正義是什麼？【影片】專訪花敬群次長 民間實價登錄3.0合作？